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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与发展”“构建中国风格的全球发展理论”“分工协同与统一大市场建设”……日前，“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2026”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多角度分享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洞察。
“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设立于2018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本届论坛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共同主办，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承办。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做好经邦济世、穷理至简，不断提升战略指引力和现实解释力。既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新要求，切实服务现实发展所需，也要立足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道路，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结合全国两会的最新动态和“十五五”时期形势任务，围绕宏观政策体系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持续扩大内需、智能经济新形态等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理论命题，加强理论体系与政策体系的融合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上海社会科学院始终坚守学术阵地、主动服务时代大局，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中也积累了深厚底蕴。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干春晖表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的系列战略部署，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本次论坛作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希望能够搭建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互鉴。
创新驱动增长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提出的“创造性破坏”也因此再次受到关注。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洪银兴在“以财富分析范式研究新质生产力下要素的创造性破坏”主题下分享了思考。他认为，研究新质生产力必须实现从价值分析范式向财富分析范式的转换，因为其核心效应首先表现为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增长。他将“创造性破坏”引入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更新研究，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在重构，企业家和资本仍是创新的重要条件。因而，新质生产力研究应在财富分析范式下，把要素重组、资本推动和新型生产关系建构统一起来，并通过健全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提供制度支撑。
在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葛扬看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重塑路径。二者结合，一方面能够通过赋能劳动者、革新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优化“人”与“物”的作用方式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所有制与产权实现形式从“资本单边控制”到“多元共享共治”转变、分配方式从“按资分配为主”到“按贡献分配”转变、要素配置机制从“资本主导”到“人与数据成为关键节点”转变、企业与产业组织形态从“工厂+雇员”到“生态+共创者”转变。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黄凯南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需要从供给侧以技术革命性突破推动前沿技术边界移动和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以知识、数据、人才和金融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内和产业间结构转型与升级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需求侧强化消费与投资互动，并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供需。
从分工协同到协同改革
“深圳宝安到上海虹桥有可能成为今年最繁忙的一条航线。”基于长三角与大湾区产业合作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杰发现，跨区域产业逻辑已从“最终产品销售”转向“中间品分工协同”，形成“研发-制造”互嵌式网络。他以比亚迪为例，这家成立于深圳的车企，充分利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优势，串联了众多城市、众多企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在推动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制造能力提升的同时，加速了深圳更加专业化的生产与研发，实现了电驱、电池和电控为代表的核心零部件以及智能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世界领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需要打通物流、消除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更需要提升区域专业化效率，以跨越分工门槛。未来应依托标准共建与平台扩散，推动产业从‘卖向全国’转向‘链向全国’，在深度分工中实现共赢。”唐杰表示。
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部署。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王廷惠看来，应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其突破性深化牵引其他领域协同改革，即实行“牵引式协同改革”。她表示，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已从“经济先行”提升到“经济牵引、各域协同”，“牵引式协同改革”既体现了中国的改革经验，也为发展中经济体统筹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思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内涵和路径作了阐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在于对经济发展绩效以及其他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带动、示范、扩散等引致作用，同时经济发展绩效和其他领域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并持续发挥其引致功能，具体体现在行为变动、制度匹配、需求引致、模式示范等机制和方式上。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要立足制度组合和时代特征来思考其实施路径。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给全球产业分工带来何种影响？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昌文认为，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正在通过改变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人工智能既可以促进企业、行业层面的资本积累和狭义资本劳动比（资本有机构成）改变，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也在一国劳动力增速趋缓背景下改变传统意义上以低成本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分工逻辑，这既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提供了更多可能，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巩固和提升比较优势、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出新挑战、创造新机遇。在技术进步加快与就业优先并重的背景下，如何协调二者张力，已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詹宇波认为，要统筹技术扩散、劳动保护和制度约束，避免技术进步与就业目标形成持续性结构冲突。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从数字生产资料所有、数字剩余价值分配、数字资源配置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全球空间重塑等方面，对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系统性博弈进行了分析，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通过国家引导实现多元协同与生产资料社会化使用、数字剩余价值普惠化分配、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协作治理，人工智能才能从资本增值的工具转变为造福全人类的力量。
政治经济学的守正创新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已进入以国家推动再工业化、对外强化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4.0’阶段，并呈现实体与虚拟脱节、贫富分化加深等结构性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已陷入长期停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展开思考。他认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必须回到马克思以工业资本主义为主线的分析传统，并提出中国应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结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中国式现代化回应其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程恩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重新把帝国主义尤其是新帝国主义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以此把握中国道路与世界格局的对比关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认为，马克思的结构性宏观经济理论为构建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宏观经济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正确理解宏观经济中的供求、结构与总量、长期与短期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宏观经济治理的学理化体系化。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欧阳峣聚焦“全球发展理论”，认为构建中国风格的全球发展理论，应以全球发展共同体理论为基础，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理念、中国经验和标识性概念的自主知识体系。在他看来，全球发展理论应被理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学的交叉领域，其核心在于分析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开放制度与封闭制度之间的关系，理论建构的关键在于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二元对立思维、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超越以消除贫困为底线的发展目标。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艳探讨了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和拓展，如，在方法论系统创新方面形成数字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系统相交融的新方法，在劳动价值论创新方面提出数字劳动价值与数字虚拟价值相统一的新价值理论，在再生产理论创新方面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分配理论创新方面建立基于要素、场域、关系三维框架的数字空间分配新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阐释数字社会主义替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社会主义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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